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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一位英国建筑师同游天津五大道。面对街区中一座座由英国人在20世纪初修筑的建筑时，他不禁发出感慨，五大道仿若一位带有中国口音的英国绅士，向人们讲述着独特的过往。无独有偶开元游戏，当我走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布里维巴斯大道街头，或是美国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之上，也曾有着类似的感受：这些景观虽然分列于不同的国家、城市，却反映出同一种源自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设计原型，并在与本土条件相结合的过程中，衍发出各自特征。
那么，是什么促进了景观思想的跨境传播？又是什么促使这些景观原型与本土要素的结合及本土化，从而衍发出诸般形式迥异的景观表达？
跨境景观本土化正成为国际学界所关切的重要议题。一方面，这与跨境景观实践活动的兴起息息相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贸易、商业和人才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着跨境流动。受此影响，各类景观思想、美学、技术、材料也逐渐跨越边境，并与本土互动，促进了全球范畴内的景观演化、变迁。更重要的是，在跨境景观本土化的过程中，各类景观要素也不断与政治结构、经济资本、社会体制、文化实践相互交织，使得后者在经由景观发生跨境传播与碰撞的同时，借由景观展现出来，进而引发相关影响、变革。
另一方面，跨境景观本土化的热议也与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紧密相连。自迈克尔·彼得·史密斯于2001年出版《跨境都市：定位全球化》以来，跨境视角逐渐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与全球化强调“共性”不同，跨境视角更加强调因为跨越国家或区域文化、政治、经济边界所带来的差异和改变。近年来，该议题愈加受到广泛关注。例如，英国《城市史》期刊于2009年出版“美国跨国城市史”专刊、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戴维·庞齐尼教授于2020年发表《跨境建筑与都市主义——反思城市规划、转型及学习的途径》专著。
因此，如何超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框架的限定，从国际互动视角出发考察景观设计活动本土化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在地融合和传播影响，正成为景观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中国而言，跨境景观本土化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首先，历史上的中国就通过“丝绸之路”“东亚贸易体系”等网络与东、西方各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相关景观思想的本土化不仅形成了中国多元的景观格局，还促进了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因此，从跨境景观本土化视角出发不仅可以重新检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景观层面的历史互动，还可以从“他者”视角探究中国的区域景观特征，促进中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景观史、文化史和交流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建设活动的日益深入，一系列流行于欧美的跨境景观思想、技术（如绿色城市、碳中和等）也在中国快速生根发芽。这就需要通过对跨境景观本土化进行研究，使这些思想与技术更好地与中国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为相关建设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再次，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对于跨境景观本土化的探讨也将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跨境经济框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跨国商贸主义背景下全球化空间的生产：基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实证研究／谢舒逸，江颖乐，易海
中国严寒地区城市空间的气候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为例／蒋存妍，冷红，袁青
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公园的实践与表现／刘新宇，王晓俊，薛求理
重述一方风土：云南南部市场整合加强背景下的民族生态学与茶农业生态系统管理／王蔚淇
在19世纪的新加坡，尽管市区有多处地道、典型中式府邸，中式私家花园的设计方式却与同时期中国本土的园林不甚相同。为了研究这一现象，本文以新加坡最早一批中式私家花园中的典范——南生花园为例，阐释园主人在设计花园时如何及为什么选择性地采用某些中国特色，同时却又以非中式风格设计花园的其他部分。
本文对南生花园的研究首先简要介绍了园主人、广东商人胡亚基的职业和文化背景，以及其社会关系、个人爱好和文化身份。由于花园已不复存在，我们研究了中国和西方的图文史料，以重现花园的空间布局和其他设计特征——其中一些可能具有浓厚的中国特征。继而对比南生花园与胡亚基故乡同时期建造的园林，以揭示它们在设计理念上的潜在联系。此外，本文探究了中国符号的选择与游园者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剖析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特征的呈现，以及华南景观在当时是如何被移植到新加坡这个赤道附近的殖民地的。
本文基于跨国商贸主义视角，以“空间三元论”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阐释义乌全球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影响和机制，重点剖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跨国商贸者、当地居民、外来人口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过程。研究发现，1）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经历了去地方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过程，体现了跨国商贸主义影响下中国中小型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关系的地方建构、重构过程；2）义乌全球化空间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是推动义乌全球化空间发展的关键引擎，而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3）义乌跨国商贸者与本地居民、外来人口之间形成表面融入、隐形隔离的社会关系。研究丰富了对中国语境下中小型城市全球化空间的研究，以及对空间三元论中三元要素三位一体相互转化、辩证关系的实证研究，同时对理解中国中小型城市的城镇化与全球化进程及优化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管理等有所裨益。
全球化空间生产；空间三元论；跨国商贸主义；政府企业主义；社会关系；景观；义乌
气候适应性研究应该同时涵盖气候变化与地域气候背景两方面因素。从城市空间角度进行气候适应性的研究并对其展开评价，有助于明确城市空间建设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的薄弱环节。本文构建了中国严寒地区城市空间的气候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哈尔滨中心城区为例进行气候适应性的时空分异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城市空间的综合气候适应性能力在2008~2017年间基本呈提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各市辖区的气候适应性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和要素发展不均衡现象。本文据此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未来中国严寒地区城市制定气候适应性规划和建设决策提供支撑。
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而言，深圳经济特区及其城市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城市公园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超高速建设历程中大量出现，然而关于相关建设的历史过程却甚少见诸学术讨论。本研究将城市公园建设历史置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地方”关系的双重视角下进行审视，并在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下探寻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公园建设这一地方性实践的谱系与渊源。通过分析，研究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公园建设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且该时期的公园建设所采用的民族形式与经济特区作为民族复兴的时空节点之间也存在相应关联。通过如上视角的解读，本文希望能依托观念的全球性流动，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公园建设提供解释性看法。
随着中国和国际市场对普洱茶需求的不断增加，云南南部农业生态系统的集约化发展导致当地出现了众多形态多样的农业生态系统，包括茶园、混合作物系统，以及单一栽培梯田茶园。普洱茶（Camellia sinensis assamica）通常为林地乔木，而茶（C. sinensis sinensis）则通常在梯田茶园中作为灌木生长。受葡萄酒行业的启发，本文以“风土”（Terroir）概念为框架，分析了形成不同植物学特征的环境和人为因素，从而量化评估种植过程所创造的价值。这种方法可促使人们将茶产品的关注点回归产地源头，而非外在因素，从而解决当地“过度包装”的风土问题。考虑到茶叶种植和营销趋势之间尚存在植物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差距，本文研究了一种替代方案，该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茶叶生产和推广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利用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社区尺度上推进针对文化复杂性的土地保护工作。
通过景观敏感性生态旅游方法保护茶林和减轻贫困的策略适用于云南古代茶山的较多地区，本文选取布朗古普洱茶山的两个试点社区作为实验项目的场所。设计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基于保护目的的民族生态旅游，以及茶林保护计划。
本文还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整体保护或生态旅游承载力方面的诸多不确定性和差异进行了分析。尽管制定了土地利用分区总体规划，但鉴于当地村民常在森林空间中开展特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研究还根据其社会活动模式、活动类型和范围，以及参与者的不同情况，构想了一系列未来景观场景，希望当地的经济机会不再受市场需求限制，而由被重新设计的“风土”所驱动。
普洱茶栽培；风土；民族生态学；农业生态系统管理；民族志；植物品质；产品原真性
尽管树葬传统已有多年历史，但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度仍然不高，其原因在于树葬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尚未被公众完全接纳，其实践形式尚未完成本土化的进程。本文提出中国本土化的树葬活动需要放置在区域城乡关系中考量，并将祭扫活动与乡村地区传统仪式的更新相结合，从而吸引城市居民的参与。
本文所选取的场地安徽省右龙村位于新安江源头，这一水源地区位优势可吸引下游城市居民到此游访。以当地的“板凳龙”仪式为例，本文通过分析其现有的仪式环节、空间节点和意义指涉，从而梳理得出其仪式结构。以此为参照，本文的提案设计了“板凳龙”仪式在清明节的主要环节和行进路线）扩大仪式路线）改变仪式队伍的行进方向与组织方式；3）公平对待来自本土与异乡的所有逝者。原本以生产为主的场地由于仪式场合的周期性出现而衍生为独特的仪式性场所，并由此引领村外树葬场所的营造。在伦理学上，可持续的设计理念拓展了原本单一的仪式内涵，使其从求雨祈福延伸到哲学层面更为深刻的“生生”理念，为传统的生死观作出了现代注解。对场地景观的日常管理可以与当地产业相结合，从而在经济上发挥仪式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恰当的仪式设计可以贯通乡村地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条分缕析的评价分类，以具身的形式回应景观的整体性特征。同时在仪式研究的视阈下，设计师不再因循选取“八景”的传统做法，而能以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乡村的生活与文化，进而回归真实的人地关系。最终，仪式设计有望在伦理迁移的过程中推进树葬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改造，促使中国的乡土文化更好地赓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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